技术和人的生存、需求发展之间不时产生种种冲突，这归根到底可以看作是一种物性与人性的冲突，这固然与技术的物性机能有关，但技术的不恰当使用则人为地加重了这种冲突。
如果要给技术寻求一种人文的定位，无疑要卷入一场激烈的争战，而且这种争战从浪漫主义的人文主义开创者卢梭起，至今就一直没有停息过。
如果我们目睹并亲身享受了现代技术带给我们的生活质量的改善和人生体验的丰富，我们就不会全然同意悲观主义对科学技术的人文定位，认为它只会损坏人的存在，剥夺人的自由，加剧人的苦难，乃至加速人类的灭亡。但是如果我们确实看到了技术的各种负面效应，如由它所引发的工业化所造成的环境污染、生态失衡、温室效应、资源枯竭等等，那么我们也不会对技术只唱赞歌，盲目憧憬它会解决人的一切问题。
较为理性的态度，大概是在肯定技术的人性功绩的同时，也认真分析其造成负面效应的根源，在此基础上看看我们对于减少这种负面效应能否有所作为，以及有什么样的作为。
现实生活中我们不难看到，技术和人的生存、需求发展之间不时会产生种种冲突，这归根到底可以看作是一种物性与人性的冲突。它可以表现为非自然性的技术物性与自然性的人性之间的龃龉。我们知道，技术对人无疑会产生极大的物质性的影响，技术手段（如机器系统）和技术的产物（既包括产品也包括副产品，如污染性排放物）统统属于人造之物，它来自自然，又不同于自然之物，有着与其不同的面貌、特性和运动方式，成为自然运动系统中的“异己之物”、“异己力量”。当它作为非自然的东西加入到自然的运动系统中之后，便会使自然的物质循环、运动转化等受到一种非自然的干扰，破坏原来的和谐与平衡，发生某种程度的紊乱。人体作为自然界长期进化的产物，本身就具有自然界所塑造的自然性，当它摄入种种非自然的技术产物，诸如人造的食品、药物、污染物时，就或多或少要导致其非自然的变异，突破一定的阈限就会造成病变性的损害。所以日本学者中山秀太郎说：“所谓技术，从其出现的那天起，就是反自然的。技术……只要使自然界发生某种变化，就要引起自然破坏。因此不会有什么绝对安全的技术或者无公害的技术。”但是，随着技术水平的不断完善，人们显然可以不断降低技术破坏自然（包括人体自然）的程度，如某些疾病的基因治疗较之药物治疗就展示了这种前景；或者创造出新的专门技术来弥补不能不使用的工业手段造成的自然破坏，如各种环境保护技术的问世就是如此。
使人成其为人的人性不仅有着自然性，而且还有着社会性和精神性等特性，人性的这一更高层面更容易和物性的技术发生冲突。比如当人要使用工具技术时，就和工具这种物纠缠在一起，人（性）就要在一定程度上服从工具（物性），这种服从尤其使人在人性与物性不一致时感受到痛苦。如人是血肉之躯，有其生理机制决定的感受，包括经过超负荷劳作后产生的不良感受——疲乏与劳累，但作为物的工具却没有这种感受。所以当人服从于工具（系统）进行长时间的劳作时，无非是以有感觉之躯和无感受之物相抗衡，结果当然是更加脆弱的人性在承受力上首先经受“磨难”，人由此便感受到了工具的非人性折磨。再如，人是有感情需求的，工具则是“冷冰冰”的物件，人的情感需求只能在与同样有这种需求的他人之间的情感交流中去实现。当人服从于工具并终日与工具为伍时，这种无感情需求之物就不可能给人提供情感的满足，人性与物性的不一致便使人性的需求被物性的运动所淹没。不仅如此，人跟随工具（机器）的运转而运转、被紧紧地束缚在机器的旁边，人在威力巨大的机器面前所显示的渺小和“微不足道”，还使得人的自由和尊严受到了损害，甚至在极端的情况下，把人变成物，如将人变成机器，人就失去了许多本应属于人的东西，导致人的非人处境。
显然，造成物性与人性的这种冲突固然有技术的机械物理等物性机能所决定的物质原因，但技术的不恰当使用还会人为地加重这种冲突，比如马克思所说的“机器的资本主义使用”就曾经给工人带来过十分悲惨的处境。因此，削减技术的这种负面效应，一方面仍然需要不断改进和完善技术，使其与人性的一致性因素增加，如自动化技术代替工人直接操作机器之后，就大大地减轻了直接劳动者的体力劳作之苦；而如果放弃这种努力，甚至在技术上实行倒退，“回到自然状态”，就反而会加重这种劳苦。另一方面，还需要人在技术体系中置于受关心受爱护的地位，从制度上尽量保障他们的利益，尽量减少人为加重技术物性对人性的损害。只看到单方面的原因或只是从单方面去努力都是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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